1951年10月，一份“检讨报告”被送到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的眼前，那是60军对180师的主要态度；1987年3月，韦杰已经去世一个多月。时任60军参谋长邓仕俊接到一封信，写信者是韦杰的爱人，内容则是韦杰对180师最后的经验总结。两份总结的内容基本相同，有一个不同点是针对“作战指导轻敌、麻痹”的解读。韦杰在时隔36年后观点发生了改变，也代表着这位60军老军长多年的沉淀。

两份报告的第一条都是60军和180师的相关指挥员在战役中存在轻敌思想。1951年的观点主要强调：“我们认为敌之进攻是局部行动，以攻为守，所以才会让180师迟滞敌人进攻，继续转运伤员……”1981年，韦杰没有再提上面这个点，而是转变成：“没有从最困难、最复杂的情况出发，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……”那么，韦杰的这种观点转变意味着怎样的态度？

180师先后两次错过突围的最佳时机，分别是未能及时地北渡汉江（5月23日）和未坚决地向马坪里进军（5月25日，已经渡过汉江）。美军的全线反击开始于5月22日，如果说60军在5月23日判断敌人的反击是“以攻代守”还情有可原，那么到5月25日仍然做出这样的判断就不合情理了。

从5月22日清晨至5月24日夜，180师一直在汉江南岸作战。由于右翼的空隙被美24师利用，540团坚守的城隍堂阵地丢失，从而导致被三面合围。经过数日的交战后，中美双方都掌握了足够的情报。志愿军可以知道有四个师的兵力向自己进攻，美军当然也掌握了附近只有180师一个师的兵力，从后来他们屡屡利用直升飞机向180师喊话也能印证这一点（开头语都是“180师的战士或兄弟”）。

当180师在5月25日凌晨全部渡过汉江以后，美24师继续从西面迂回推进，美7师在东面快速穿插，正面则由南朝鲜第六师强攻。美军的作战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“吃掉”180师。60军的军级干部都是久经沙场的“老红军”，此时绝对不会做出敌人还在“以攻代守”的结论。

180师之所以在5月25日没有继续向马坪里推进，是因为接到三兵团“回师驾德山组织防御”的命令。三兵团这样做一方面是为转运伤员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军正在沿着春川至马坪里的公路迅速地 向北推进，而驾德山和北培山是敌人的必经之地。当时60军军部还没有转移，三兵团兵团部也没有走远。如果180师不在驾德山一线进行防御，两级指挥机构都有被袭击的危险。

综上所述，让180师回防转运伤员并不是60军军部觉得美军在“以攻代守”，而是遇到更紧急的军情。因此，韦杰在临终之前的总结更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，即“对困难的预估不足，没有做多种应对方案”。这种转变也是韦杰在时隔多年后更客观、真实地面对那场战役的结果，也是更多地从60军自身寻找问题，而不是将失利都归咎于180师。

韦杰为什么没有自己亲自写信而是委托爱人“代笔”呢？36年以来，他一直在总结180师的事情。由于病重，部分材料只能由爱人整理、完成。在给邓仕俊写的那封信中，他直言：“把棍子都打到180师屁股上，是不公道的……”韦杰的部下想把他的总结公开发表，可被拒绝了：“写这篇文章不在于发表，我们这些人时间不多了，主要把战争的经验、教训留给新上来的同志……”

在韦杰看来，60军在1951年10月公布的那份总结报告并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结论。180师的师、团级干部确实要为那次战斗负责任，但不是全部。志司制定的目标过高、三兵团将60军拆分并且失联三天，60军对困难的预估不足都是导致180师受挫的原因。因此，他在临终之前才把自己的“最后”一份总结交给参谋长邓仕俊，完成那份36年没写完的报告。